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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淮河一线在60 a前被科学地确定为中国南北分界线。此后中国地学科学家一直在探索分界线的具体位置和划分指标改进问题;随着数据的积累和认识的加深,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科学问题。2017年启动的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中国南北过渡带综合科学考察”将秦岭-大巴山定义为中国南北过渡带的主体,拟全面系统地调查和研究其自然地理要素与资源问题,从而实现中国南北分界线研究的全面深化和突破。秦岭-大巴山具有多维地带性结构,表现出高度的过渡性、复杂性、多样性和敏感性。目前面临和需要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包括:① 南北分界线与南北过渡带的关系?② 暖温带与亚热带划分指标如何改进?③ 植被-土壤在南北方向上的渐变序列及其形成机理?④ 全球变化与地区关键生物气候指标空间变动的关系?⑤ 秦巴山地的多维地带性结构如何分解与综合?⑥ 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特有性的格局与机理?⑦ 秦巴山地东西向廊道效应?⑧ 秦巴山地的区域环境效应及对国家生态安全的意义?⑨ 秦巴山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意义?⑩ 西秦岭的地理结构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这些问题既是过去研究工作和认识的总结,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希望这样的归纳和梳理对于中国南北过渡带和南北分界线的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为中国自然地理学理论发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研究,甚至为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框架。在历史上,中外地理系或地理专业被撤销或改名的事件不断重演,催生出地理学是否为一门脆弱的学科的关键问题。文章选取在地理学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作为典型案例,在分析其背景的基础上,根据多种文献资料,深入透视该事件的真相及其后续影响。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是科学主义盛行的氛围、大学管理者的傲慢、自然与人文的内斗、政治因素、歧视同性恋、大学财政拨款受限、特定的时代背景等。地理学的脆弱性实际上是学科身份认同和如何定位的问题,它主要取决于如何处理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社会、政府与管理部门的关系,也就是地理学的科学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作为一门早已独立且历史悠久的交叉学科,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社会和政治的密切关联既是其脆弱之处,也是其优势所在。精明增长提倡在生态优先基础上,依据实际条件合理规划和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规模,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当前,精明增长主要应用于城市发展实践中,伴随着乡村发展问题凸显和乡村重要性重新被发现,许多地区也开始尝试将精明增长运用到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中。论文在回顾国内外精明增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对精明增长的内涵和原则进行梳理总结,系统分析了乡村精明增长的内容框架和实施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进展,结合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需要,提出未来乡村精明增长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科学问题,以期为地理学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论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层面讨论了女性主义地理学观的建构,并说明了女性主义地理学对更新地理学观的意义,以及对当代主流人文地理学思潮的潜在影响。在本体论层面上,女性主义地理学一直直面西方传统社会文化思想中的等级制性别化二元论,建构了主张女性和男性在建构社会及社会空间中具有交互性关系的本体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女性主义地理学证明了女性及其空间在西方社会中处于弱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动摇了实证主义地理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永恒性、普遍性、客观性的预设,阐释了地理学认知过程中情感等主观因素的可靠性,并建构了“去中心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无论在本体论还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当前的女性主义地理学主流思潮都有一定的中和性色彩,这一倾向使女性主义地理学在地理学观演进,以及以人文地理学思想为代表的地理学思想演进中,都具有重要的位置。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兴盛,与其直面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想根源问题不无关联。在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开始发展的当下,注重分析中国女性及其空间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思想根源,将有助于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并提升其潜在的价值。飞地经济伴随着2000年以来的区域化过程而兴起。当前研究多关注微观机制和模式,而对宏观结构性因素缺乏更为细致的探讨。论文基于国家空间重构理论,分析了飞地经济如何在国家空间重构中被生产出来,同时在复杂的尺度和领域间关系中形成何种治理结构。研究表明,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和再领域化的驱动下,飞地经济产生于地方制度试验,并因与国家空间选择性的演变趋势相一致而被纳入国家空间策略,以培育区域竞争力和协调区域间关系。其治理结构因涉及复杂的领域间、尺度间和政府-市场关系而存在一定内在矛盾。因此,飞地经济应被视为国家空间重构中的一种特殊试验手段,主要发挥“引导”作用,并同其他空间或非空间政策相衔接。城市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关系是城市系统人地关系在健康领域的一种现实表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乎城市公共健康的发展与管理水平,是健康地理学新近研究热点。论文基于地理学空间视角,从空间组织、空间格局、空间功能3个维度论述了国内外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国外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① 理论与方法上,社会生态理论应用最为广泛,不断被修正和拓展。而基于移动-活动行为理论的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关系研究日益成为新视角。同时,一些复杂计量回归模型、空间回归模型得到较多应用。② 实证研究上,重点关注城市建成环境空间组织、空间格局、空间功能一系列特性对不同人群身体活动水平、类型的影响。空间组织上主要集中在交通组织、绿地网络等组织类型,以及可达性、连通性等空间联系的影响研究。空间格局上强调能级差异下建成环境要素集聚多寡,空间外部几何形态表征、指示对身体活动产生的相应影响研究。空间功能上多探究混合性、单一功能构成和主客观功能品质的影响研究。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体育学等领域,尚处于初步介绍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少量实证研究阶段,缺少基于本土的理论提升及典型案例研究。最后,论文从理论、方法、实证上探讨地理学视角下未来研究重点:基于“天人合一”理念的理论提升;基于多源数据融合和时空计量的研究新方法;基于虚实交互空间和本土语境下的实证研究。产品内分工已成为支配当代企业分工与产品生产的重要模式。研究智能手机生产网络价值分配格局,对辨析中国大陆企业在移动通讯产业价值链中所处地位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12—2017年苹果公司供应商数据,以其零部件价值含量与技术要求为测度标准,分析了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分配特征以及中国大陆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变化。发现:高价值环节的供应商主要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主,而中低价值环节则以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供应商为主,且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在中间环节占据重要地位。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供应商分支数量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缩减明显,日本、韩国较为稳定,中国台湾增加明显。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供应商分支趋向中国大陆集中。印度、巴西以及越南等地成为新的中低端价值环节转移承接地。近年来,中国大陆在苹果手机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得到了提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中原地区等地逐渐形成了苹果供应商分支的集聚区域,呈现出零部件生产的区域分工特征。长三角(上海-苏州为核心)与珠三角(深圳-东莞为核心),承接了价值链多个生产环节,是中国大陆嵌入苹果手机生产网络的主要阵地。成渝地区既承接了芯片类企业布局,也承接了价值链低端的组装代工和包装服务环节,呈现出在价值链两端双向承接的特征。环渤海、福建及湖南等地主要承接苹果手机价值链的中间环节,而中原地区主要以苹果手机组装与包装服务为主,承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最后,论文从创新驱动、政府作用与外资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中国大陆地位提升的因素。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线上交易推动着线下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为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快递自提点应运而生,成为地理学多维视角下新的研究关注点。论文基于武汉市13个市辖区的菜鸟驿站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站点的POI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探析武汉市快递自提点的组织形式、区位选址、空间格局与集聚模式。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菜鸟驿站和邮政站点各自的依托方式和服务对象存在巨大差异,二者虽为竞争关系,却能达到优势互补;② 80%的快递自提点出现在距离社区出入口200 m以内的范围,菜鸟站点较邮政站点更邻近社区;③ 受城市人口分布、用地类型、居民购买力等因素的影响,快递自提点空间分布不均衡,沿“东北—西南”轴线呈对称分布并延伸,密度自内圈向外圈呈跳跃式递减;④ 快递自提点在城市中心城区集聚,形成“中心热点区”,在城市外围边缘地区离散,形成“边缘冷点区”,整体呈现“隔江‘2+3’五核集聚模式”,由菜鸟驿站的分布所主导;⑤ 快递自提点的分布与居民用地重合度高,但其数量在边缘居民区仍匮乏,其数量与各市辖区的面积和常住人口数量呈正相关。最后,论文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建议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迁居行为及其意愿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揭示了城市居住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居民的需要。论文从迁居意愿的视角,将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引入迁居研究中,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居民的居住选择。运用Williams量表,在292份调查问卷和52份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北京中关村地区展开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关村周边社区居民对就业和子女教育具有明显的地方依赖和较高的社区认同感。在292名被调查者中,共有115名居民有迁居意愿,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9.4%。其中,在就业和子女教育地方依赖程度较低的调查人群中,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47.2%和54.2%。此外,有迁居意愿的居民大多社区认同感不高,在115名有迁居意愿的居民中,仅有4人对所在社区具有强烈认同感。论文从地方感的角度丰富了居住空间的研究内容,为理解当代城市居住空间的特点、提升城市空间建设质量提供了参考依据。绿道对城市群构建连续的生态开放空间网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珠三角城市群现有区域绿道网络,采用拓扑网络和社会网络分析评估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揭示生态游憩空间联系的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生态游憩空间-区域绿道”拓扑网络的α、β、γ指数分别为0、0.386、0.129,说明网络中点和边较少,网络为树状形,环通性不高,总体连接度较低;绿道对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呈集群式分布,且处在边缘的凝聚子群连接度高于中心地区的子群;各集群之间的连接度呈现出东部-北部区域大于西部、东西部之间空间分割性比较明显的格局;连接度分布模式的形成主要受绿道政策与布局、绿道建设机制、生态游憩空间规模集聚格局、地理阻隔与空间邻近性的影响。最后,论文提出了优化“生态游憩空间-绿道”分布模式、构建连接度更高的生态开放空间系统的路径,给中国城市群规划和发展提供参考。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使城市下垫面发生改变,自然景观的大幅减少与人工建筑的大规模增加,给城市气候与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城市环境气候图作为分析与调控城市环境气候、评估城市环境气候状况的工具与平台,拓展了城市气候信息在城市规划与发展中的应用。针对目前中国华南地区城市环境气候研究缺乏多要素图层、多技术方法综合分析的现状,充分考虑到不同要素对环境气候影响程度的差异,论文结合已有的城市环境气候图的编制方法,选择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的广州市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多环境要素、多评估时段、多技术方法的复杂下垫面城市环境气候图系统,利用专业气象插值、遥感反演、GIS空间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对广州市空气质量、热负荷与通风潜力进行分析评估。结果表明:广州空气质量和热负荷具有明显的季节和空间差异性,通风潜力的空间差异性明显而季节变化微弱。通过进一步叠加分析各环境要素,将广州环境气候划分为7种类型,其中最适宜类型主要分布于北部山区林地与城间耕地,最不适宜类型位于天河、越秀、荔湾的城市核心区以及白云、增城的工业密集区,形成“北优南劣”的环境气候空间格局。最后,以环境气候分析结果为基础,提出各气候类型所在区域的简要规划措施,为广州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建议与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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